第十七章《大变革时代(美利坚成长史：发展和 (第5/8页)

·格雷格博士说：“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家劳伦斯·J.亨德森曾指出，大约在1910年前後，美国的医学进步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於可以说，随便哪位患者，患有随便哪种疾病，去谘询随便哪位医生，也有超过50%的机会从这种忙打误撞中受益。”从那时到现在，医学职业不仅学会了很多疾病的治疗方法，而且还有了一些格外有效的药物可用，比如磺胺（1935年）、青霉素（1929年发现，但直到40年代初期才投入临床使用）、像金霉素（时间更近）之类的抗生素，以及革命性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可的松（直到1948年才付诸临床应用）。像为防止疟疾而采取的蚊虫控制之类的公共卫生措施是如此有效，以至於在1950年，密西西比州悬赏：任何医生只要找出一例新的疟疾病例，将获得10美元奖金，结果一例报告也没有。我们不要忽视了维生素的发现（始於1913年的维生素A）以及关於维生素的公众教育对一般公共健康的贡献；到20世纪中叶，很少有家庭没有听说过番茄汁、水果汁、绿色蔬菜和沙拉——牛奶就更不用说了——有特殊的功效。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西蒙斯准将拿出了一份简洁的统计学比较，它反映了军队医疗服务自年轻的哈维·库欣医生在巴尔的摩遇到一车西美战争伤寒病人以来在效率上所取得的进步。当年，库欣医生对自己所目睹的污秽和肮脏深感震惊。西蒙斯说：“在西美战争中，我国军队中的病死率大约是每年2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一比例下降到了1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只有每年0.6‰。”

    日益成功的抗击传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