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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大变革时代(美利坚成长史:发展和 (第8/13页)
群体的状况进行社会学研究、确信他们的命运唇齿相依,所有这些,全都是在这半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教育机会平等的理想,此前从未这样被普遍接受。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试图显示:在最近这些年里,人们对我国最贫困的群体——黑人——的态度有一次显着的转变,这一转变,在南方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引人注目;而且,对一般公众负有责任的观念,在一些关键企业的管理层当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个人从事最宽泛意义上的善行义举——包括教会工作、医院志愿工作、教师家长联谊会、童子军、红十字会、妇女选民联盟、地方交响乐团、世界联邦主义者协会、退伍军人协会、扶轮国际的服务活动,诸如此类,多不胜数——人们从事这些工作所花的时间,其总量是无法计算的。(据说,在有些社群,参与为教堂筹钱的人,比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还要多。)总而言之,我们的公共责任感增强了。 志愿者在指挥小学生过马路(新泽西,1951年) 这一变化有它非常有趣的方面。你或许还记得安妮·克里夫兰的一幅漫画。一位瓦萨大学的女孩正跟父母一起用餐,她叫道:“当你不断地给我巧克力沙司的时候,我如何能对老爸解释组织化劳工的地位呢?”你可能会想起,你所认识的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在她第一次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对档案管理员的困境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并认为,跟她们帮助公司挣到的钱比起来,这些档案管理员的报酬实在太低了。你或许还记得,拉尔夫·本奇博士[23]在1951年春天接二连三地接受了13个荣誉学位,这麽多机构在选择他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奇怪一致,部分反映了它们很高兴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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