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汉族风俗史（第一卷）：导论先秦 (第3/13页)

《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三本着作确立了自己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学术地位，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中有“南岑北费”之说，即中国南方的人类学民族学以岑家梧为学术带头人，北方以费孝通为学术带头人。岑教授深入浅出，把我在中学里认为最枯燥无味的原始社会，讲得生动且引人入胜，使我一下子就确立了决心终身献身於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理想。

    ??就是在岑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刚学完原始社会史的我与已在大二就读的同窗彭英明（现为中南民族学院教授）一起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积极投身到1961年起已在学术界讨论得不可开交的关於民族译名问题的学术讨论中去了。当时牙含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於“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的论文，文中明确提出关於民族的形成问题，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是“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在这里牙先生只有论点，没有论证从部落到民族的历史过程。於是我们“现买现卖”，很认真地精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撰写发表了我们的处女作：《试论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历史过程》。就是在这篇处女作中，我们在论证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提出了汉民族也是从部落发展而形成的观点，从插种下了进行汉民族研究的种子。

    ??如果中国的政治生活正常的话，我想我对汉民族形成过程的研究不会推迟得这麽久。1963年我们处女作在《江汉论坛》第5期上发表後，1964年全国停止招收研究生，我刚进入大四就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参加“四清”工作队。1965年毕业後即被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