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大撕裂时代(美利坚成长史：痛苦 (第11/18页)

人在中国的权利——甚至是用我们的炮舰在接近前线的地方护送油轮的权利；要给日本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美国厌恶他们的行为到了何种程度；并且在总体上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尽可能让好战国家适可而止。

    ??这样一项政策，跟1925年的民意所要求的东西形成了强烈反差，以至於完全可以预期它将导致一般公众对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的强烈谴责。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尽管对那场“隔离”演说需要作出某种迅速而巧妙的解释。有人在嘟嘟囔囔地抱怨，但声音决没有强大到足以阻止政府继续拒绝执行《中立法案》。基本的原因是，美国的民意也在转变立场。随着每一场新危机的出现，美国人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憎恶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诚然，有一点尚不清楚：美国大部分民众当中——尤其是那些身在国内的人当中——那种“对国外的麻烦置身事外”的根本性偏爱是否有什麽大的削弱。有人对1935年～1938年之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进行过一项研究，没有给出任何这种改变的确切证据。但信息来源广泛、能够听得见的看法——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不可否认改变了。像兰登州长和前国务卿史汀生这样一些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都在背後支持总统的反侵略行动。外交事务方面的专家（比如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都强烈地觉得，美国必须支持“民主”、反对“专制”。激进的观点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共产主义者们从反战政策转向了反法西斯政策，并且变得几乎像“美国革命之女”一样好战。早在1934年，厄尔·白劳德（他後来成了1936年的共产党总统候选人）就曾经宣布：“反对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从反对我们自己国家的战争制造者开始